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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千城@读用《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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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之辩与人才难得  

2008-03-12 16:49: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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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才”之辩与人才难得

 文/丁千城

 

“德”、“才”之辩与人才难得 - 蝶图腾 - 丁千城@读用《资治通鉴》

 

提要:很多公司的领导者常常感叹招不到人,但“人才难得”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德才之辩”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但真正伟大的公司领导者正需要放开心胸与眼量,不拘一格,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本文原载于《销售与市场》战略版2008年第3期)

 

一、组织领导人多方面的“人之惑”

 

蝴蝶模型的动力枢纽是“人”,处在模型最中心的位置。一个组织能不能开创,能不能发展,除了“天时”以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对组织领导者来说,最感困惑的问题往往也是人。“人之惑”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很多领导者感叹招不到人,人才难得。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就叹息自己得不到岳飞这样的将领;创造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也同样感叹:“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战国后期赵国名将)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入侵吗!”

柏杨认为崇祯帝其实拥有一位岳飞,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在当时正所谓“国之长城”,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事实上死在他手中。不过,崇祯帝中了清朝的反间计,自己把袁崇焕杀了。汉文帝事实上也已经拥有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比如魏尚,不过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给汉文帝下了牢狱。因此,当汉文帝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时,他的宫廷保卫署署长冯唐抢白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

从以上案例分析,人才难得的问题跟如何识别人才、会不会使用人才、能不能信任人才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其中又有一个特别底层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在中国历史上,人才标准的问题不能不谈到“德才之辩”。

 

二、司马光“德才兼备论”VS曹操“唯才是举”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首年(前403)就详细讨论人才标准的问题,足见此问题在司马光心中的分量。

 

才与德是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称之为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

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却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

有德的人让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选拔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贼子,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太多了!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同时审察才与德两个方面,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德才兼备的“圣人”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在其余三类人中,司马光强调人才选拔的次序是,先“君子”,其次是“愚人”,而一定不能任用“小人”,因为“小人”无德而有才,具有作恶的能力,对国家来说是乱臣贼子,对家庭来说是败家浪子。概括起来,司马光的人才标准是“德”具有一票否决制。

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在人才观念上跟司马光完全不同。210年,曹操下令说:“假如必须是清廉的人才能使用,那么,齐桓公(管仲辅助他成为春秋首霸)又怎能称霸于世呢?大家要帮助我显扬高明人士,即使身份卑微,也要推举,只要有才能就进荐上来,让我能够任用他们!”

曹操的用人哲学是:“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鲁迅说:“曹操征求人才,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可以。”柏杨则说:“曹操是一个力行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用人行政,只要求才能,而不过问私生活。”

在人才标准的认定上,司马光和曹操差异很大。但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又对曹操的用人哲学大加赞赏。220年,曹操逝世,司马光这样评价曹操:

 

曹操知人善任,善于洞察别人,很难被假象所迷惑;能够发掘和提拔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论地位多么低下,都按照才能加以任用,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对有功的将士和官吏,赏赐时不吝千金;而对没有功却希望受到赏赐的人,则分文不给。执法时严峻急切,违法的一定加以惩罚,有时对犯罪的人伤心落泪,也不加赦免。所以能够消灭各个强大的割据势力,几乎统一全国。

 

这样就可以看出司马光有一点前后矛盾。按照他的“德才兼备论”,曹操用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小人”,司马光本应该持批判态度的。推究起来,司马光和曹操有一点本质的不同,就实际政治来说,司马光只是一个高阶层的官员(顶峰时短暂地做过宰相),而曹操是一个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属于开国之君(虽然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当皇帝,只是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封他为魏武帝)。

司马光的“矛盾”是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人才使用的个案观察,历史上许多建功立业的人才恰恰是十足的“小人”,比如吴起:

 

吴起,卫国人,在鲁国做官。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因此猜疑吴起。于是,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终于求得大将的任命,结果大破齐国军队。

 

吴起“杀妻求将”,这是骇人听闻的,如果放到当今社会,将是一桩惊天丑闻。吴起的劣迹绝不止这一点,比如吴起当初曾师事曾参(孔子弟子,以孝著名,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母亲死了也不回去奔丧,曾参因此与他断绝师生关系。“母丧不奔”即使在儒家思想淡薄的今天,也是大悖于人情,为人所不齿的。

吴起劣迹斑斑,鲁国(儒学发祥地)有许多人指责他,吴起恐怕鲁国治他的罪,又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前去投奔。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好色,然而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攻击秦国,占领五座城池。李克和魏文侯的用人思想跟曹操一样,只求“才”,“德”则弃之不顾。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辅助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出任宰相的陈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前205年,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刘邦。汉王召陈平进见,赐酒饭,然后打发他去休息。陈平说:“我是为要事来求见的,所要说的不能够延迟过今日。”刘邦即与他交谈,很喜欢他,便问:“你在项羽那里做什么官?”陈平说:“都尉(民兵司令)。”刘邦当天就授给陈平都尉之职,并且让他做自己的陪乘官,负责监督各部将领。将领们不服气,议论说:“大王得到一名楚国(项羽)的逃兵才一天,还不了解他本领高低,就与他同乘一辆车,还反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有资历的老将!”刘邦听到种种非议后,却更加宠爱陈平了。

周勃、灌婴等亲信老将,对陈平十分不满,对刘邦说:“陈平虽然外表俊美,但未必有真才实学。我们听说陈平在家时曾与他嫂子私通;为魏王做事,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逃奔楚国;在楚国依然得不到信用,就又来投降我们。现在大王您却这么器重他。我们现在获悉陈平在军中受贿,行贿多的人就得到较好的待遇,行贿少的人就遭到报复。如此看来,陈平实在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望大王明察!”

刘邦对陈平有了猜疑,就召陈平的引荐人魏无知前来责问。魏无知说:“我推荐陈平时说的是他的才能,陛下现在所责问的是他的品行。假如现在有人虽具有尾生、孝已(有至高美誉的古代贤士)那样守信义、重孝顺的品行,却没有对决定胜负命运有所补益的才能,大王又哪里有闲心去使用他呢?如今楚汉相争,我引荐胸怀奇计异谋的人,只是考虑他的计策是否确实对我们有利,至于私通嫂子、收受贿赂,又有什么值得猜疑呢?”

汉王随即又召陈平来见,责问他说:“你侍奉魏王意不相投,侍奉楚王又很快逃跑,现在又来侍奉我汉王,守信义的人原本就是这样三心二意的吗?”

陈平说:“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纳我的主张,所以我才离开他去为项羽服务。项羽不能信用人才,他所任用的人,不是项姓本家,就是他老婆的兄弟,即便有奇谋的人他也不用。我听说汉王能够用人,因此才来归附。但我赤条条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就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倘若我的计谋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假如毫无价值不堪使用,那么金钱还都在这里,请让我封存好送交官府,并请求辞去官职。”

汉王于是向陈平道歉,重重地赏赐他,提拔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军所有将领。众将领因此不敢再说三道四。

 

不管怎么说,陈平的德肯定大有问题。刘邦用人的确做到了“不拘一格”,魏王、楚王不能用,用不起来的人,刘邦能用。我们再看一下后人如何评价刘邦的用人之道。前14年,梅福上书汉成帝刘骜说:

 

从前,汉高帝(刘邦)接纳善言,好像唯恐不及;顺从谏言,好像转动圆的器物;听取建议,不求本人一定有才能;奖励功劳,不追究其平素行为。

陈平出身于亡命之徒,而能成为重要谋臣;韩信提拔于行伍中,拜为上将。因此天下人才云集归汉,争献奇策异能。智者竭尽谋略,愚者也尽心献上一得之虑;勇士极力显示不怕死的气节,懦夫也勉励自己血战沙场。合天下人的智慧,集天下人的威力,这正是汉高帝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梅福在奏书里还引申出一个重要结论:“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楚汉相争的形势,就像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只瓶子里有两只蝎子”一样的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下之人才,不是归汉,就是归楚,而陈平、韩信原来都是项羽的部下,项羽不能用,而刘邦能用,不光用,还大用。就人才战略和用人气度来说,楚汉相争之结局不是早就决定了吗!项羽有万夫不挡之勇,是一个专业人才,但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三、在某种意义上,“人才难得”是一个伪问题

 

魏王、楚王肯定也有过“人才难得”的焦虑,但刘邦没有。跟刘邦一样,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李世民要求他的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但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于是一再催促,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当今没有人才!”李世民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你只能说自己不知道人才是谁?在哪里?怎么可以平白无故地诬蔑一代中国人呢。”封德彝大为惭愧。就此一点来看,千百年来,中国人真心地崇拜李世民大帝不是无缘无故的。

司马光德才兼备论的“筛子”太密,太过求全责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能臣吴起、陈平、韩信、管仲、百里奚……都通不过。我的看法是,在崇尚竞争的年代,“重才”还是应该大于“重德”。德之缺失,在现代工商社会就大处说有国家法律、社会舆论加以制约;从小处说,也有企业内部制度与文化的监督。如果抱定非德才兼备者不能用,那的确是人才难得了。而且过分强调德,推至极端,就会使“无才便是德”大有市场。东汉仲长统在论“三公”(国家最高辅政大臣)人选时说:“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谨慎小心、循规蹈矩的人中选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人选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是的,一个主要由“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组成的公司,希望做大做强,的确是遥远的事情。

综观中国历史,“德才之辩”蔚为大观。其中,重德者之末流渐至“(女子)无才便是德”,而重才者之末流渐至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鸡鸣狗盗之徒”。同样,一个主要由“鸡鸣狗盗之徒”组成的公司,它的天花板高度也很有限。中国智慧是一种(用阴用阳)平衡的艺术,并不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无论如何,德才兼备都具有标杆的意义;无论如何,“重德”还是“重才”都不能只在“末流”的层次。

 

四、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检查表

 

与其感叹人才难得,不如更多地从用人者自身寻找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发出一个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检查表。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应该冷静地自我反省:

1、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不值得他仰慕?

2、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

3、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

4、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

 

既然天下不可能无才,但为什么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司马光明确要求领导者“内省”,问自己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领导者自身的。现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社会,人才不肯来,可能是他们看不上公司的领导者,至少是不认同,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为人,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价值观;

第二个问题是认为公司管理一团糟,我就是来了也无法展开工作,到时双方只有损失,而没有价值的创造;

第三个问题是公司人事上有大问题。领导者可能只信任家族成员、好朋友、过去的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乡等等,他们天然地排斥外来的职业经理人;

第四个问题是领导人虽然对我发出了邀请,但诚意不够,诚意不够或许是重视程度不够,对我的建言或许只是表面认同,而内心却不认为是这样。

给真正的人才多一点诚意,投资回报率会非常高。207年,46岁的刘备“三顾茅庐”请26岁的诸葛亮出山是中国人才史上最有名的佳话。三国时代的主要人物,曹操年纪最大,生于2世纪50年代,刘备生于60年代,孙权和诸葛亮都生于80年代,拿现在的说法,孙权和诸葛亮都是“80后”,他们对曹操和刘备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推究起来,在《三国演义》里老是哭鼻子的刘备用人的本事了得,“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就要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操再三劝降关羽,而关羽却说“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一个要成就大事的人就应该克己而虚怀若谷,为什么大海最大?因为大海最低。用“低”来成就“大”,这就是中国智慧。但凡一个人有某些方面的才能,当然会骄傲一些,因为对他来说,有这个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领导者现在正需要用到他的才能,的确是有求于他,自然应该谦卑一点。

 

五、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

 

如果跳出僵硬的“德才之辩”,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说得非常透彻:“充分发挥人的长处,才是组织存在的唯一目的。要知道任何人都必定有许多缺点和短处,而缺点和短处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设法使其不发生作用。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充分运用每一个人的长处,共同完成任务。”

历史是人物博览会,而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不能完全以德才来作泾渭分明的标签。没有纯粹的君子,也没有纯粹的小人;没有纯粹的圣人,也没有纯粹的愚人。明代李贽说:“夫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真正伟大的公司领导者正需要放开心胸与眼量,不拘一格,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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