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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千城@读用《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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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经史互参、并且在突破最初的障碍后看起来最hi的书大约就是《资治通鉴》了。 邮件:69u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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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中的“道”:具体把握22种阴阳(续1)  

2008-06-18 21:17: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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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用”在阴阳,燮理阴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阴阳平衡”。在这方面,伟大的中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阐释。

中医认为,中医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治人而病自治”。进一步廓而大之,则“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种“一以贯之”的东方思维精神,比之西医的“目无全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因此,中医会非常自信地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黄帝内经》上说:“治病必求于本”,而“生之本,本于阴阳”。阴阳不总是平衡的,“偏阴偏阳为之疾”,阴阳一旦不平衡,人就生病。治疗的过程则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就是平衡。《黄帝内经》进一步强调说:“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中医只抓一点,就是阴阳平衡。中医是不管什么细菌、病毒的,因为人自身强大了,阴阳平衡了,补中益气了,免疫力强了,无所不在的细菌、病毒能耐我何?

 

上文列举了阴阳的22种形态,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三大类:一是组织治理,二是竞争领域,三是一般观念领域。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用文用武】

 

“文武失调”,可以举一个案例。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建国以后,有鉴于五代十国军阀混战,政权频繁习惯性流产的状况,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诡秘动作来实现“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杀功臣的君主之一,但这也导致有宋一代长期“积弱”(军队战斗力差)的局面,而士大夫知识分子则极一时之盛。宋朝文化大家如星汉灿烂,但在军事上是屈辱的。不仅要向北方的辽国、西夏国年年进贡,两个皇帝(宋徽宗、宋钦宗)也做了金国的俘虏,宋朝廷在开封混不下去了,只好迁往更南方的杭州。

中国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宋朝则是张弛失度,文盛武衰。

 

【用恩用威、用赏用罚、用宽用猛】

 

恩威、赏罚、宽猛,蝴蝶模型“法”这一部分有详细论述。有论者说,分别以“人性善”、“人性恶”为依据,公司管理也有两种基本哲学:一种以宽为本,相信每一个员工都是积极要求向上的,公司的任务则是给员工创造合适的环境,这种管理哲学可以惠普公司为代表。惠普公司两位创办人之一的比尔·休立特(Bill Hewlett)有一句名言:只要企业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们相信员工必然全力以赴。

另一种管理哲学以猛为本。IBM的郭士纳说:“你的下属绝对不会做你希望做的事,他们只会做你要求和监督检查的事,这就道出了管理的真谛。”基于这样的管理哲学,公司就会相应发展出最繁复、精密的管理制度,繁复到员工穿什么衣服,每天刷几次牙、皮鞋多长时间擦一次都有明确的规定,远大中央空调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

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到今天2000多年了,并没有谁消灭谁,分别以此为依据的两种管理哲学也都诞生了伟大的公司。这就说明,性善、性恶都是人性的基本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并没有所谓的纯阴,也没有所谓的纯阳,而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合抱。惠普公司的目标管理法中就包含着强烈的“威”,而远大中央空调的制度中也包含着强烈的“恩”,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切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找到自身的阴阳平衡罢了。

 

【集权/分权、人事/制度、无为/有为、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

 

集权与分权、人事与制度、无为与有为也是对立统一的,任何实务决策者不过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其中的精密平衡点,而且这种平衡点在不同的时机会发生迁移。

“高度集权”会削弱地方的力量,“高度分权”也会让中央权威趋于瓦解。人权、物权、财权是权力的三个方面,地方分公司如果什么权力都没有,那工作必然是无效率的,但地方分公司权力太盛,也必定发生离心倾向。

人事很重要,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制度也很重要,没有制度,人员就不可能大规模地集结并得到有效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就在于既能有效管理数量众多的人,又能保持被管理者的个性、能动性和创造力。

无为、“看不见的手”很重要,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发现的那样,因此有人要说,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有为、“看得见的手”也很重要,正如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以及罗斯福新政所实践的那样。

对“阴阳”某一方面的强调都不能称之为“原则”,而只是“权宜之计”。唐末藩镇割据,皇帝要重树中央权威(称为“中兴”),此时当然要强调集权。宋朝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没有力量,因此异族入侵,首都开封一旦陷落,就很难再有打持久战的可能。这些都是毛病——“偏阴偏阳之为疾”。

 

【用儒用法】

 

儒家推崇“人事”,永远梦想明君贤臣,但对“制度”变革一向持极端反对的态度,“法先王之政”是儒家的金科玉律。法家强调制度变革,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变革的都是法家人物。儒家倾向于保持现有局面,对以仁义为中心的教化不遗余力,并且认为只要把“内部的事”做好了以后,远方蛮夷自来归服,因此儒家的竞争哲学是“以迂为直”的。

法家的竞争哲学不同,“富国强兵”是其中心思想,法家要把全体民众打造成一把“信仰的利剑”。法家治下的民众是没有个性发挥的余地的。商鞅变法下的秦国民众,所有人朝思暮想的只是敌军的人头。敌军的人头是一种最坚挺的货币,可以马上兑换出荣誉、地位、金钱和美女。

历史上只有少数帝王能够在“用法”、“用儒”两方面取得平衡。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法、用儒的一种“结构”——外儒而内法,其治理精神的内核是法家的,但是外面有一层儒家的糖衣——“缘儒而饰法”。之所以有这种创新,一方面在于公孙弘本人既精通法律条文,又善于用儒家理念来修饰法律条文,按照现在的说法,公孙弘既是法律专家,又是大儒,他做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兼收并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唯法”或“唯儒”已经在历史上造成了重大的经验教训。战国时期,用法最彻底的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而真的相信并加以实施儒家教条的那些国君不过是“胜利者的笑柄”。燕王哙相信儒家津津乐道的“禅让”,把国君之位让给大臣子之。其实在子之那一方面,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谋主之一是苏秦的弟弟苏代,兄弟俩都是唯利是图的纵横家。燕王哙“禅让”的结果是燕国内部大乱,而内乱必然会招致外侮,齐国差一点灭了燕国。我们再看一个案例,一直梦想称霸的宋襄公,他相信在战场上不能攻击渡河渡到一半的敌军,按照儒家的说法,这样做不够仁义(当然兵家的说法是“兵不厌诈”)。宋襄公同样遗笑于天下,他的争霸历程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传奇,而是一个惨痛的笑话。一切都是矛盾的。儒家的仁义也成为许多枭雄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儒家仁义如果运用得好,也可能达成“传檄而定”的惊人效果,就是《孙子兵法》中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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