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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千城@读用《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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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大汉王朝的危局与新生(下)  

2008-07-23 12:53:59|  分类: 历史与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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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阵痛

贾谊《治安策》问世后20年,西汉体制上的“脚肿病”越来越严重,贾谊的盛世危言一步步坐实。其时汉文帝已逝世,汉景帝在位。公元前154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蕃策》,强烈要求削藩,矛头尤其指向吴王刘濞(刘邦之侄),因为吴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吴国首府在今天的江苏扬州,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直接铸钱。吴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不需要向老百姓收税,因此国家和百姓都很富裕。刘濞在吴国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因此有实力也敢于跟朝廷对抗。时间长了,大小摩擦多了,刘濞跟朝廷的嫌隙越来越深,多次假装有病不到中央朝见。晁错分析形势认为“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反,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反,祸害更大”。就人性和现实形势两方面考量,朝廷也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厉行削藩。

吴(首府扬州)、楚(首府徐州)、赵(首府邯郸)、菑川、济南、胶西、胶东(以上四国均在山东)七个诸侯国起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名,传檄各诸侯国,要求朝廷诛杀离间皇族骨肉亲情的“大奸臣”晁错。吴国是领头羊,声势浩大,一国之兵力即达到20万人。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汉景帝的预料,34岁的汉景帝着了慌,听信袁盎的计策,以为杀了晁错,七国就会撤兵。于是杀晁错,并灭其族,再向七国求和,但是七国不允许(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继续西进,目标直指首都长安。汉景帝匆忙命令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出任剿匪总司令,周亚夫正确实施了按兵不动,只是切断吴军粮草的军事战略。吴军一旦前进失利,后无粮草,即自行溃败。最后的结果是吴王被杀,楚王自杀,剩下的五国相继投降,西汉王朝在惊涛骇浪中平定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有其必然性,晁错只是形势的代言人。贾谊设想的完全和平的削藩战略有一点空想的成份。不管形式和实际进程如何规划设计,侵夺藩王即得利益的削藩战略不可能不遭遇激烈的反弹。清朝康熙皇帝削三藩也同样经历了惊心动魄血与火的洗礼。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历史前进的方向暧昧不明。

认识到危局必然到来是一回事,有能力积极谋划应对危局的战略是另一回事。在战略上应对危局是一回事,在战术上应对危局是另一回事。危局实际到来时扎硬寨、打硬仗,忍住转型的阵痛而求胜是对一个组织的巨大考验。战争是历史的节点。汉景帝虽然开始时窘迫到要向七国求和,但历史还是眷顾了他。

传说中危局一定会到来,虽然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显得非常遥远。危局的解决往往要流血,也可能演变成年深月久的创伤巨痛,比如晋帝国“八王之乱”导致绵延数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再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个阴影中缓过劲来,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直至五代十国小分裂时代。幸运的是七国之乱得到迅速平定,地方诸侯国势力大为消沉,西汉王朝受制于藩王的“脚肿病”急剧好转。

 

开创新局

削平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士气大振。汉景帝马上收回诸侯国的人事任免权,并且规定诸侯王不再直接治理民众,诸侯国官吏编制也大为精简,原来的诸侯国丞相现在只简单地称为相。但是西汉王朝的体制隐患并没有真正消除,诸侯国仍然拥有辽阔的土地,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兵,仍然有可能对西汉朝廷构成威胁。

时间又过去了27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汉武帝分析这种形势时说:“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朝廷强、地方弱,这种局面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国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宽时,他们就骄横奢侈;朝廷控制严密时,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七国之乱就是这种情况。”

某种意义上,主父偃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盛世危言。他提醒汉武帝,“强干弱枝”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体制隐患依然存在,再来一次七国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接下来,主父偃提出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他说:“现在诸侯王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不能享有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明显了。希望陛下命令诸侯王可以把朝廷给他的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身上,用本封国的土地封他们为侯,他们人人都为得到了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欢喜。陛下用的是推行恩德的方法,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领地,朝廷没有采用削夺的政策,而诸侯却逐渐衰弱了。”

主父偃真聪明。跟贾谊上《治安策》的时候对比,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平定七国之乱,朝廷增加了威势,各诸侯国畏惧收敛了不少。另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诸侯王一定忙着生了不少儿子、孙子,“现在诸侯王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不再是贾谊担心的“有些诸侯王眼下子孙很少”了。

汉武帝马上听从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诏书说:“诸侯王中有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的,命令各自一一奏报,朕准备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从此之后,各诸侯国连续不断地被分割,而诸侯王的子弟们都成为有封地的侯爵了。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只是一种指导思想,他当时设想的具体办法并不可行。主父偃“推恩”的做法是一种真正的制度创新,而且措施得力,办法可行,所以实施下去,马上取得显著的成效。推恩令有一个关键之处,中央正式颁布此项诏令之后,诸侯王是无法抵制的,因为“非嫡长子们”会以诏令为依据,强行分割诸侯国土地。就像一个大家庭,有许多儿子,原来只有大儿子能继承家庭财产,其他儿子什么也得不到,现在推恩令允许每个儿子都能得到家庭财产,那么即使做父亲的、做大哥的不愿意,也不可能了,因为其他儿子不会答应。

 

走出“危局”,开创“新政”之道法术

西汉王朝削藩的案例较完整地展示了“体制隐忧—盛世危言—转型阵痛—开创新局”的完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体现了“道法术”融合无间的特征。

从“道”层面处理危局,必须在战略时间框架内考虑问题。西汉削藩战略历时将近半个世纪才最终大功告成,随后的结果是西汉、东汉数百年间再没有削藩的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转型来看,就在推恩令颁布前不久,汉武帝开始非常欣赏“既熟悉文书法令,又会用儒术加以文饰”的公孙弘,此举标志着西汉王朝最终找到了“外儒内法”的意识形态结构。白寿彝《中国通史》评价说:“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站在这个角度想一想推恩令,是多么地“外儒内法”啊!

从“法”的层面处理危局,前后削藩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渐进式制度创新”最为引人注目。贾谊的办法是让目前强大的诸侯国在各自子孙的手中“碎片化”。景帝感到削藩问题很难完全在政治框架内得到解决,军事是难以避免的。主父偃在朝廷力量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通过创新型制度设计,使西汉王朝从此进入一种崭新的政治格局。

从“术”的层面来说,削藩还有许多配套政策。比如在推恩令颁布的同一年,主父偃对汉武帝说:茂陵(武帝在陕西兴平为自己预筑的坟墓)刚刚兴建,天下有名的豪强人物、兼并他人的富家大户、煽动百姓动乱的人,都可以迁到那儿居住。这样对内充实了京师,对外消除了奸邪势力,这就是所谓‘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汉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物和财产超过300万钱以上的富户到茂陵邑居住。术是必不可少的,但对研究组织成长战略这样的题目来说,术不是重心之所在,虽然术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用。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西汉削藩战略中的人事。西汉削藩是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祖孙三代前赴后继,其中又各有合适的战略人物加以辅助,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景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这些人都有最精密的现实感,也能顺应时势。从人物性情来观察,汉家天下祖孙三代有“重文”到“重武”气质的变化。文帝重文,他不想大动干戈,或者他相信一些遗留的帝国问题,子孙后代会处理得更好。景帝是一个过渡,他有担当,能下决断,但也容易惊慌失措。武帝大不同,在位50多年,有雄才大略,征伐四方,西汉在武帝手中最终趋于鼎盛,他自己也赢得了汉武大帝的美名。 

(原载《销售与市场》战略版2008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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