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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千城@读用《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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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经史互参、并且在突破最初的障碍后看起来最hi的书大约就是《资治通鉴》了。 邮件:69u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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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大汉王朝的危局与新生(上)  

2008-07-23 12:58:04|  分类: 历史与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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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千城

我不喜欢“危机公关”这个词,它具有鲜明的“术”的气质,而“术”从来不是万能的。如果医术是万能的,那么人就可以长生不死;如果政术是万能的,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短命王朝;如果商术是万能的,那么每一个公司都可以基业常青。从去年开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新劳动法实施,许多企业日子越来越难过,企业主悬梁自尽者有之,溜之大吉者有之,狂吸高利贷饮鸩止渴者有之。

在此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许多企业身陷危局。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是为什么碰到大的危机,有些组织能够大难不夭折?而另一些组织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尤其重要的是,一个组织如果存活较长的时间,它一定会碰到大的危机,这是组织成长的宿命。因此研究一个组织如何从危局走向新生——华丽转身也好,凤凰涅槃也好——就是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对历史研究发生兴趣,因为历史能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让人“明得失,知兴衰”,而《基业常青》式的书给人的启迪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对公司基业常青原因的研究水准并没有超过健康专家对个人长寿的研究。假如我们现在研究一个人为什么长寿?首先是选择样本,比如定义80岁以上为长寿标准,然后深度访谈,吃什么、作息时间怎么安排、有什么爱好、没有什么爱好,最后我们知道,长寿的人一般心境淡泊,饮食清淡,节制欲望,作息有规律,不吸烟、少喝酒等等。当然还会有一些独门秘诀,比如某少数民族的女子长寿者多,后来找到原因——她们爱梳头,因为对头皮的按摩实有舒筋活血之功效。又或者某地多产老寿星,最后分析原因认为是该地水土中某一种矿物质含量奇高,而这种矿物质对人体是极为有益的。当然民间还有一种更感性的说法,某人长寿是因为好事做得多的报应。最后一种说法与前面种种说法相比较,就显得非常唯心,非常不科学了。

长寿当然是绝大多数人喜欢的,就像公司创始人都希望基业常青一样。但我不知道上述种种“科学发现”究竟对梦想长寿的人有多少帮助和教益。有许多道理说的明白,听得清楚,但事实上不够用,也不好用。那么我们就还需要到历史深处寻找更多的体验和真理,寻找现象背后坚硬的逻辑。落实到“危局新政”这个话题,我们看一个案例:西汉王朝为什么能平稳地渡过“七国之乱”的急流险滩?

 

体制隐患

七国之乱肇始于西汉王朝的体制隐患。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秦始皇想让秦帝国历万万世,但万万没有想到秦帝国历二世而亡,总共只有15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又经过5年楚汉战争,项羽兵败自刎,最后刘邦完胜于天下,揭开西汉、东汉历时400多年的历史大幕。

西汉立国之初,秦帝国失败的教训不能不总结,分析下来找到一个重要原因:秦帝国采用“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郡县制导致同姓皇族在地方上没有力量,不能像磐石一样拱卫京城。一旦天下大乱,京师易主,全国局势即迅速糜烂,再无振兴之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比如原来定都洛阳的晋帝国(西晋)经“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五胡乱华”,实际上已经覆灭,但晋帝国在南方的一支皇族重新在南京定都,建立东晋。晋帝国虽然版图大为缩小,由全国性政权一变而为地方性政权,但不管怎么说,晋帝国还是“活着”。

刘邦吸取秦朝的教训,采用分封制。后来刘邦去世,刘邦的皇后吕氏专权。吕氏看上去很有可能成为武则天那样的女皇,但结果没有成功。太尉周勃杀光了吕家的人,迎立当时在太原的刘恒(刘邦的儿子)为帝,这就是汉文帝。吕氏专权是西汉王朝遭遇的巨大政治危机,但最终有惊无险,一般认为这是分封制的功劳。原因在于中央虽然出现权力偏移的倾向,但四方刘姓皇族的力量毫发无损,吕氏想取而代之,一方面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人心归向也不允许。但是,刘邦搞分封制搞过了头,诸侯封地面积太大,实力太强,客观上容易引发地方诸侯干预中央朝政的野心。

刘邦立法定制的疏漏,给他的子孙留下一个巨大的难题(削藩)。解决此一体制隐患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时近半个世纪,经过了三代帝王的努力,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的是一种高度创新的政治智慧,也最能体现中国式危局处理“道法术”三位一体的特点。西汉王朝削藩,最终达成“强干弱枝”的战略目标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列表如下):

 

 

年代

关键历史事件

逻辑进程

174

(文帝前元六年)

贾谊《治安策》

盛世危言

154

(景帝前元三年)

七国之乱

转型阵痛

127

(武帝元朔二年)

主父偃“推恩令”

开创新局

 

 

盛世危言

危局处理的逻辑起点在于居安思危,在日子红红火火的时候能认识到内生的巨大隐忧,这就是见识。

公元前174年,西汉政论家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发出强劲的盛世危言。他充满感情地议论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奏书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

贾谊是文学家,行文雄辩,接下来他说:“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这个比喻非常有力量,让人不安。

汉初文景之治、大唐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盛世。贾谊上《治安策》的时候,应该说西汉王朝正取得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如果不算儒家标榜的史迹模糊的夏商周的话)。西汉之前,是短命的秦帝国,再往前则根本没有全国大一统的政权。但贾谊的话说的很严重,要为之痛哭,要为之流涕,要为之大声叹息。贾谊好像完全漠视西汉的政治成就,像他这样夸大其辞暴露体制隐忧的人,要是别的皇帝肯定受不了,比如“天性不愿接受进谏”的隋炀帝,那是要掉脑袋的。但贾谊碰到的是汉文帝,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唯一配得上“仁”字的好皇帝。司马迁评价说:“汉兴,至孝文(帝)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岂不仁哉!”

中国是一个忧患意识非常强的民族。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说是中国人意识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种遗产。就商界来观察,忧患意识似乎是优秀企业家的共同基因。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请注意“永远”这个词。李建熙说“三星离破产永远只有一步之遥”,任正非说“华为的危机、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尹同耀说“奇瑞离破产只有18天”。据说张瑞敏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泰坦尼克号沉船模型,而日本拍摄了电影《日本沉没》。看历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时间观念,尤其是像《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史书,上下数百上千年,完全超越一个人直接的感知经验。我曾经参观过一家古生物研究所的展览,时间观念又受到很大的冲击,比如因电影《侏罗纪公园》为大家熟知的侏罗纪距今约2.08-1.44亿年,这是什么概念?挺恍惚的。如果时间足够足够长,作为岛国的日本完全有可能沉没,一个民族如果这么“务虚”地、想入非非地考虑问题,这个民族就给人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日本人真的够狠的。

从逻辑上来说,提前预警危机当然有助于危机的解决,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前制造业遭遇重创的时候,那些还能从容度日的企业大都在数年前即作好了过冬的准备,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冬天一定会来的。

西汉的体制隐忧使贾谊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在《治安策》中,贾谊明确要求削藩以巩固中央权力。他警告说,“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而“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一个人得了脚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趾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动作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趾发生病痛,全身都无法应付”。贾谊进而提出的削藩原则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具体办法是分割诸侯国的土地,订立制度,把目前的每一个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个小诸侯国,保证现在诸侯王的子孙后代都能按次序得到一份封地。实施细则包括,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诸侯国而诸侯王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有了子孙以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封君。为了消弥预料中的抵制,贾谊还小心翼翼地明确了一个要点,原属诸侯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朝廷都不贪图,以此显示朝廷的公心。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之鸿文,贾谊当时只有26岁。白寿彝《中国通史》上说:“贾谊所主张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即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和最后解决藩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我的理解来说,贾谊提示的战略原则是一种创新思维。从前的几百年,由春秋到战国再到秦帝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一直在相互兼并,诸侯王的数量越来越少,幸存的诸侯国实力则越来越强,大规模的兼并进程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结束。现在贾谊想走一个“逆行”的过程,把现有的大诸侯国越分越小,通过增加其数量来削夺其势力。假如就削藩的战略选择开一个脑力激荡会,我想不出有比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更好的主意。

汉文帝没有接受贾谊马上削藩的建言。在我想来,贾谊削藩的具体措施有待商榷。贾谊在实施细则中提到一种情况,有些诸侯王眼下子孙很少。对这种诸侯国的处理,如果急火火地先把它分成若干个小诸侯国,等到将来有了子孙再实际继承,看上去就很有一点削藩不成(诸侯国只是形式上被分割),徒然打草惊蛇的味道。终汉文帝一生,在削藩问题上没有实际的大动作,只是在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曾经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算是对贾谊《治安策》的呼应。客观上,汉文帝把削藩这一难题留给了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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